對你來說，一個好的對話/談話是什麼?

在很多社交的場合裡，我們用對話來

-闡述我們的意見
-分享各種不同的訊息，交換情報
-告訴朋友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分享我最近去了哪裡，聽到了什麼
-八卦閒聊
-抱怨幹譙
-宣傳、銷售自己
– 表達內心的需求、困難、問題、症狀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的「對話」其實都沒有交流，而只是單方的說話，大家都在說「我、我、我」，但是，真正的交流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偏好是怎麼樣，但是，我無法在這種對話中待太久，我渴望交流式的對話，但是，對話常常有各種不同的阻礙，比如說，想法不同、信念不同、立場不同…等，讓我們在交流的時候，沒辦法盡興，內在還是有一個壓抑的自己，有時候，我很渴望的是可以增進了解事物不同面向的對話，有時候，是一個梳理想法的對話，還有一種時候，我渴望的是一種提昇意識的對話，不止是交換訊息或抱怨，而是會讓我思考的對話。

James Hillman論對話

對話，根據James Hillman-美國榮格學派心理學家與原型心理學創始人，他與知名的專欄作家Michael Ventura的對話- “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之中，談到了他對談話(Conversations)的看法，他說，心理諮商師的職業是建立在對話之上，人們來找心理諮商師，因為他們有困難、問題、症狀，在這過程中，心理諮商師幫忙分析問題、感覺、夢境，個案開始變得更加覺察自己，提昇自己的意識(Consciousness)。

與心理諮商師透過對話，個案可以練習表達自己的夢、生命中所有的關係、感覺、恐懼與需求，在對話的過程中，把原本在家庭裡，工作中或生活環境裡，必須壓抑，沒人有興趣，沒人看見，沒人能保守空間的部份，全都攤開在陽光底下，變得更有意識，更加覺察。

因此，並不是任何聊天就是對話，也不是任何聊天都能夠提升意識，一個主題能被聊到死，一個人能聊到睡著，好的對話有個優越之處: 它打開你的眼睛讓你看見什麼，活化你的耳朵。

好的對話會(一直)回響著: 晚一些時間，它仍不停在你腦海中播放著; 隔天，你發現自己仍繼續地與內容對話著，那個回響之後成為了你意識的提昇; 你的心智受到感動，因著你的深思，你進入了另一個層次。

所以，什麼幫助對話?

~~James Hillman (註1)

提昇意識的對話與投射出的撒旦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看心理諮商師，但是，我們之中許多人都經歷過一些美好的對話，這些對話讓人重新思索人生、看見不同的可能、了解事情的不同面向、看見另一種可能，甚至，可以把我們從死胡同裡拉出來，走向一條新的道路，而對話的對象，不是心理諮商師，而是一個普通人。

談話的內容不止是在抱怨、交換訊息、意見或表達，而是，雙方在對話的過程中，把心打開，不拘泥在修詞用字上，不對某個意見鑽牛角尖，不堅持己見，不爭個你死我活，而是，互相給對方機會表達自己，有時候，在過程裡，會有意見不同的地方，但是，可以在不馬上要爭個輸贏的前提之下，給彼此表達的機會與空間，就算到對話的最後，仍舊持有不同的立場，仍然可以不需要憎恨對方，不用悻悻然地散場，而是了解，就算彼此不同，仍舊為對方保守對話的空間。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的對談通常能夠在我的腦海裡停留好多天，刷牙時，會想著，開車時，會想著，對話的情景與內容一次次浮現，就像James Hillman說的，某些原本硬是糾結住，想不開的點，在一次次地梳理與思考之中，就慢慢地解開，但是，有時候，這過程其實一點也不美好，因為，很多會在腦中浮現的，通常是那些讓我最鑽牛角尖的點，想不開的部份，有時候，在反覆在腦海播放之中，會想要幹譙提出不同意見的人:

「你以為你是誰? 居然有這種想法?」
「什麼鬼邏輯?」
「事情怎麼可能是這樣呢? 白痴才那樣想。」

有時候，甚至會生對方的氣，有各種負面情緒升出來，好像，我把內在的牛角尖投射到對方身上，對方就開始變得像長了牛角的撒旦。

不同的意見是在消滅「我」

耶魯大學教授Dan Kahan曾經做了一個研究(有興趣請看註2)，得出一個結論是: 「個人的技能水準，如數學能力，不足以克服政治傾向的影響，平均來說，數學洞察能力較高的人，在碰到答案與他們的意識型態一致時，答對的可能性是高的，但在碰到答案與他的意識型態或信仰相違抗時，他們通常答的和數學不怎樣的人比起來，錯得一樣多。」

他的理論是，人通常具有「身分保護認知」(identity-protective congnition)的傾向，為了避免來自價值團體內的失調與不合，個人會下意識地抗拒那些威脅他們價值主張的事實資訊，人通常不會讓信念與個人分開，也就是，我們會用信念來定義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有什麼身份。

也就是說，當有人提出了一個與我們不同的意見，下意識第一件事就是去抵抗，因為，我們必須保護自己的信念/身份，也必須保護我們的同溫層，因為，與我們有相同價值觀的人更加確立了我們存在的身份。

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如何區分「信念」與「我是誰/身份認同」的不同呢? 這其實很難，也就是為什麼在所有對話中常常無法真實表達自己，在同溫層裡或許可以，但是，出了同溫層後，會很自然地緊抓自己的立場，好像這是場不同意見的人要消滅「我」的戰爭，然而，會有如此想法的核心是:我們恐懼「我」的消滅。

好的良知與壞的良知-白羊與黑羊

海寧格也在多本著作與排列的過程中，展現出這種狀態，他稱這為「好的良知」與「壞的良知」(Good and Bad Conscience)。

在一個團體、家族、政黨、國家…之中，都會有一個主流的價值觀，當我的價值觀與主流價值觀相同時，在這團體裡，就有我歸屬的位置，大家會接受與喜歡我，在這裡，我不用面對孤單與被排擠的問題，有時候，這團體可能會有某些不理性的行為，但因為我的主流價值與該團體相同，因此，大家能夠接受那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如: 謾罵或攻擊，並不表示謾罵或攻擊的行為是好的，所以被這團體接受，而只是因為大體上，大家的身份認同一致，因此，某些不好的行為可以受到容忍，而我就算在這裡做了謾罵與攻擊的行為，我還是可以覺得自己很純潔(innocent)，正在做好事，這就是感受到好的良知。

當一個人的想法與團體裡的主流意見相左時，表達出來，可能就會付出慘痛的社交代價，可能是被排擠、霸凌，輕些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重些被視為叛徒，這對一個人的生存是有很大的威脅的，不再歸屬於一個團體是很難受的，這時，感受到的是壞的良知，也就是成為群體裡的黑羊。

最近，世界上最有名的黑羊就是哈利王子與他的妻子梅根，他們無法融入王室的主流價值觀，在這裡，沒有他們歸屬的位置，而他們也不是英國王室歷代以來出現唯一個黑羊，回溯歷史，似乎每一代都會有黑羊出現，如愛德華八世、瑪格麗特公主、黛安娜王妃，再到哈利與梅根，他們通常象徵的是團體裡不允許展現出來的「陰影面」，而他們通常要承受其他純潔之人不用承擔的原罪–失去歸屬感，並揹負著愧疚感。

愧疚(Guilt)是能做些什麼改變的力量，接受這麼做的後果，只是想在團體裡當個好人、純潔的人，是無法做出什麼改變的，能為世界做些美好的事與服務生命最主要的原力就是: 愧疚。承擔愧疚讓你有力量，純潔的好人其實沒有什麼力量能夠為這世界做什麼，他們只能跟隨。

承擔愧疚時，我們更能感受到愛，活得更像個人，因為，是愧疚連結我們所有人。

~~Bert Hellinger Dimentions of Love DVD

整理對於想要有美好的對話，我給自己的心理建設:

1.覺察到對方與我意見不同，並不是在攻擊我與我的團體世界觀與價值觀，或是想要消滅掉「我」的身份，那很單純的，就是對方對這世界的看法，僅此而已，我可以把他的想法拿來對比我的想法，而我不會因此被攻擊而消滅。

2.我慢慢地練習承擔愧疚的力量，許多時候，團體的意見是A，但我有B的想法時，我開始練習用理性，沒有要攻擊誰的方式表達出來。

3.我無法控制別人是否把我不同的意見，視為攻擊消滅他的身份的行為，但是，我可以深知，他正在經歷內在感到「我」要被消滅的掙扎，我可以學習給他同理心，因為，我也正在經歷相同的事，做這樣的學習。

4. 我學習: 不犧牲表達自己的機會，因為，當一個無聲想要顧到所有人感覺的純潔爛好人是不可能的，只會讓我活得忘記我是誰，喜歡什麼、想要什麼、目標是什麼、追求是什麼，我學習，不讓過路人或不理解我生命全圖的人來主宰我對生命的表達。

5. 我嚐試給身邊的人我渴望的表達空間，雖然有時候仍舊會有被鐵槌打到的感覺，但是，我希望他人為我保守空間，我也學習為他人保守相同我渴望的空間。

6. 我認清: 有意見與立場比沒意見與立場要強，因為，至少這是生命向前的一個方向，沒意見與立場只會讓我在原地打轉。

7. 我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感到必須忠誠的團體，實際來說，要一直承受當個黑羊的重擔，不是所有人想要追求的人生，尊重他人的選擇。

這些，還在慢慢地練習、看見、落實，願我們都能常常享受美好、豐富與提昇意識的對話。

註1: James Hillman原文:
… So, not just any talk is conversation, not any talk raises consciousness. A subject can be talked to death, a person talked to sleep. Good conversation has an edge: it opens your eyes to something, quickens your ears. And good conversation reverberates: it keeps on talking in your mind later in the day; the next day, you find yourself still conversing with what was said. That reverberation afterwards is the very raising of consciousness; your mind’s been moved. You are at another level with your reflections. So, what helps conversation?

註2: 資料來源:
反智 (David Robert Grimes)第八章
2013年，耶魯大學教授卡漢(Dan Kahan)和同僚做了一項很有名的實驗，向受測者提出一個中立問題，有關某種新護膚霜能否減輕疹子，受測者拿到下面這樣的數據，然後被問他們是否認為新護膚霜有效。

	紅疹改善	紅疹惡化
使用新護膚霜的病人	223人	75人
沒有使用護膚霜的病人	107人	21人

這問題需要有一點理解力才能答對，單憑直覺，人們往往只會挑選最大的數字，使得許多受測者以為新護膚霜是有效的……受測者必須知道如何計算百分比，若真的計算出來了，以下面算出比例之後，直覺就不符，新的護膚霜沒改變病人的紅疹。

	紅疹改善	百分比	紅疹惡化	百分比
使用新護膚霜的病人	223人	75%	75人	25%
沒有使用護膚霜的病人	107人	84%	21人	16%

受測者不知道的是，研究人員心底還藏著一個比護膚霜更迫切的問題，受測者被秘密依照政治傾向，區分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就新護膚霜這個無關政治的中立問題來說，結果是，對很多受測者都相當困難，不分派別，59%的受測者答錯了，而對那些經證明具有數學洞察力的受測者滿研究人員又給出一道類似的問題，但這一回，問題涉及一個遊走在美國政治裂縫邊緣的主題: 槍枝管制與犯罪。研究人員提出一張類似上述表1的圖表，數字是隨機給的，有時顯示槍枝管制能降低犯罪率，有時則顯示會增加犯罪率，對這個非常政治化的議題，提出的問題都是隨機分布於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按: 自由派支持管制槍枝，保守派開放槍枝)。

研究人員分析這些答案後，奇特的結果出現了: 數學洞察能力不再成為受測者表現如何的預測因子，當比率暗示槍枝管制能減少犯罪率時，自由派解答的效率高得驚人，但是碰到數據暗示相反結果時，他們的數學技巧就不見了，而他們往往也會答錯，保守派也表現出完全一樣的模式，只不過是倒過來: 當比率暗示寬鬆的槍枝管制能減低犯罪時，他們有能力回答問題，但碰到數據指出相反方向時，表現就不及格了，更令人警惕的是，個人的技能水準似乎不足以克服政治傾向的影響—平均來說，數學洞察力高的人，在碰到答案與他們意識型態一致時，答對的可能性更高。

卡漢的研究團隊毀滅了「資訊不足，是導致大家對科學與技往議題，或是對政策及證據產生異議的原因」這個想法，相反的，它顯示出，是意識型能動機搞砸了我們的推理能力，但為什麼是這樣呢?

卡漢的理論是，人往往具有「身階保護認知」的傾向: 「為了避免來自價值團體內的失調與不合，個人下意識的抗拒會威脅他們價值主張的事實資訊。」我們不會讓我們的信念與我們個人分開—某種程度上，就是讓信念來定義我們。因此，保護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想法，以及保護我們與那些具有相同想法和世界觀的人的關係，就成為很重大的心理需求。

我們發覺，極難將自己的想法與自我概念加以區隔，於是，我們總是很固執的緊抓著剛愎自用的立場不放，而不願意去贊成相反的主張，因為害怕危及我們的身份認同。

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很奇怪，只要想想看，某人若是公然違反自身團體的認同，違反該團體不容質疑的信念以及固有的假設，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我們有一個傾向，喜歡窩在能反映我們自己的意見和意識型態的回聲室(或同溫層)裡，這一點，在情緒性的受測者身上極端明顯，不論是關於宗教、信仰或第治信念，在這些領域，集體贊成某些特定觀點，能強化這些想法，直到它們成為不容置疑的正統說法，偏離這些想法，哪怕一點點，都得付出高昂的社交代價，包括遭到團體排擠，若是去質疑團體的信念，更是會有被視為叛徒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