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創傷事件後，因為太大的震驚與傷害，大腦中的杏仁核感受到這是威脅生命的重要時刻，因此，會加強我們對這件事情的記憶，避免重蹈覆轍，這件事情的記憶就會成為我們描述的故事情節的故事之一，有時候，我們為自己貼上「受害者」的label，因為，想要獲得他人的同情、溫暖、看見與關心。

「受害者」的故事情節，是所有療癒中，最常見，卻也是最難從中跳出的議題。

這種「受害者」情結，有顯性的，也有非常隱性的。

受害者的顯性表現

顯性的就是，他會不停地重覆自己曾經受傷害的故事，「受傷害」成為了生活中習慣的模式，在他生活中的其他面向，也會用相同的模式演出，。

小杰在童年時，曾受到霸凌，當他開始發展事業時，他可能會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再一次成為弱者，因為，只要他變弱，或是其他人有想要幫助他的跡象時，他會下意識推開，因為，被幫助的人是弱的，是loser，只有自己能夠靠自己站起來，才是強者，在他慕強的同時，他厭惡自己脆弱的地方，當資源來的時候，他會下意識把資源推開，尤其資源是人脈的時候，因為，和人在一起提醒了他，可能會有被霸凌的危險，於是，他沒辦法他追求成功的路途總是一次次失敗，在排列場上，只要象徵溫暖的人出現時，他又會下意識躲避，覺得自己太爛，怎麼可以有人來幫忙，惡性循環，他開始懷疑自己是永遠的弱者，沒有人能幫助他。

其實，小杰並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受到霸凌的人，他的爺爺中曾是成功的政治家，後來，因為一己的貪欲，有把柄落到其他人手中，被所有曾經視為合作伙伴的上司、”朋友”與下屬政治迫害，最後，他失去了原本擁有的一切，最後，在不甘、怨恨與痛苦中孤獨地離開人世。

小杰非常慕強，也是因為他很想要成為那麼成功的人，想到曾經家族裡有人如此成就，他就想要像他一樣，也相信自己可以，他也繼承了那份野心，但是，他也繼承了最後爺爺的不甘、怨恨與孤獨，他無法輕易地相信人，與他人合作，更無法容忍自己在事業發展中的試錯與跌倒，只要有一些不順，排山倒海的自我懷疑，自我價值低落、憤世嫉俗就全都湧現。

小杰是多麼地與爺爺認同，想要像他一樣強大，以致於，當他看見自己的爸爸沒有那麼強大時，他看不起爸爸，覺得爸爸沒辦法提供給他「理想中的父愛與資源」，這也讓他更糾結在自己沒有出口的「受害者」的故事閉環裡。

受害者的隱性表現

隱性的受害者情節中，通常不會直接地表達在遭遇中的困難，也不會直接怪罪環境與人，但是，他們會用自我譴責的方式來「間接地」描述他們的故事。

珊卓的家庭從戰亂的國家逃出來，申請到進入加拿大的難民身份，她的父母常告訴她，「我們真的很幸運，流離失所真的沒什麼，我們都撐下來了，我們生活中，這麼一點點辛苦，真的也還好，我們會get over it的。」

這一段話，聽起來像是個勵志的故事，他們一家人都如此的堅毅，在加拿大重新開啟新生活。

然而，珊卓卻飽受自我批判的折磨，她只要有一些小事情沒有如期望中達成，她就會沉浸在長時間的負面聲音裡，告訴自己這樣還不夠好，那樣也不夠好，為什麼不能再做更好些? 自己怎麼只能這樣? 除此之外，她還有嚴重的關節炎、腸胃消化的問題，她一直試圖想要成為更優秀的人，想展現最好、最樂觀的一面。

那珊卓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她的隱性故事是「戰亂、流離失所、被迫舉家搬到加拿大有什麼大不了的，我們都撐過了。」

對她來說，只要能「撐」過，她就不再是受害者，於是，她不允許自己展現脆弱，只要，生活中，她不得不展現自己的脆弱，或是沒有表現如預期中優秀，她也會責罵自己很爛、沒有價值，不值得活著。

於是，當她愈脆弱時，她會愈在外在展現出自己的光明與樂觀，她的負面情緒能量、脆弱、眼淚…全都往肚子裡吞，身體裡承載著好多沒有流動的能量，這也讓她的身體因此受苦。

對她來說，不能夠承認與接受自己是受害者，否則，一切的努力就白費了，父母也會因此再次地難過，相比於沒能離開家園的親朋好友，她很幸運了，但她同時也有倖存者的罪惡感，所以，如果不努力地忍住情緒活著，也會對不起那些人。

受害者敘事的共通點

這兩種不同受害者的敘事角度，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已經安全了，但是，他們的潛意識仍然停留在過去–那些危險的時刻，這就是大腦為了保護我們的機制，身體已經出了隧道，但意識仍停留在過去，在薩滿療癒裡，我們說，這是一種靈魂流失的狀態，因為，此時此刻生活中的身體裡，不再完整，無法全神也看見與享受現在的安全。

療癒的過程中，我們要把自己從過去帶回到此刻，並深刻去覺察，我究竟為自己講著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或是，家族中，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悲傷事，讓我們這個家族裡的人究竟都講著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弄清楚我們講著什麼樣的故事，意味著，我們能開始去看見，「我到底活著誰的生命?」有時候，透過家族系統排列，很清楚能看見，一些人活著別人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

Eckhart Tolle在當下的力量一書中，談到這段話

許多人都迷戀於他們生命故事中的抓馬，他們的故事就是他們的身份認同，這樣的身份認同造就了一個自我，而這個自我掌探著他們的人生，他們將自己是誰的高度綁定在這個故事上，就連他們-通常不太成功地-找答案、找解決方法、找療癒的過程，也變成故事的一部份，他們最害怕與抗拒的是: 這部戲的結束…當你能活在全然接受事情如實的狀態時，你生活中所有的抓馬也會終結。

從薩滿的角度來看，一個很常見的狀況是，無法安息的死者與無法安心放手的生者，兩者濃烈的悲傷、憤怒…等情緒，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連繫，生者彷彿透過自己的生命去訴說那些無法好好表達的情緒，透過重新上演死者的生命，透過重覆死者的命運，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他們，你一直仍活在我心裡，沒有被遺忘。

沒有安息的死者，仍然透過生者試圖表達自己的心聲，透過生者，繼續地活著。

那些令人迷戀的故事與身份認同，通常能看見無法好好安息的死者的影子，因此，好好地，重新地看見那些不平靜的死亡，在療癒自己的受害者情節時，是非常重要的課題。